已签字的口供能翻供吗 /自己签字的笔录能推翻吗

被告人当庭翻供，绝不好玩儿，总体上弊大于利。若不加思考一味翻供，势必徒增重判风险；若条件允许，果断翻供，则极有可能取得“无罪或罪轻”的成功。

被告人当庭翻供，是指在案件基本事实方面，被告人当庭否认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的有罪供述。

当庭翻供与当庭认罪相对。如何选择，应视证据是否完备而论。

倘若证据完备，达到“零口供”标准，被告人是否认罪，已不重要。此时，被告人最好的选择——当庭认罪。

若，案情客观条件所限，证据尚不充分，亟需以“被告人认罪”做硬核证据，才能使证据链条完整，则可以考虑——当庭翻供。

注意：证据不完备是翻供（或无罪辩护）的必要非充分条件。要使“当庭翻供”成为必然，还须符合两个评判标准：

第一，务必使法庭的供述成为有效且合理的证据。那么，需要被告方以充足的理由和合乎逻辑的辩解，绝对否定所有有罪供述。使被告人当庭陈述成为唯一，效力被当庭采纳。

第二，审前的有罪供述是公诉机关拟定罪的核心证据。换句话说，摘除了该有罪供述，则，在定罪方面，极可能出现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局面。那么，“翻供”可成为出罪的一项选择。

要明确，被告人有当庭翻供的权利，它存在于自我辩护之中，是被告人不得自证其罪的应有之义。问题不在于有没有，而在于如何行使好“拒绝认罪”权利。

正确的翻供是：翻供+合情合理的辩解。

先了解两种错误的翻供类型：

1、全盘否定型翻供。

这种蛮勇的做法，不在少数。他们天真的认为，当着裁判者的面，只要矢口否认，就可成为漏网之鱼。须知，庭审时，之前的有罪供述已经成为事实，主观供词已经成为客观证据。不要以为，这份证据是你创造的，你就有资格使之消失。

你的矢口否认，不能说明你当庭所讲有理。只能说明，法庭供述与先前多份笔录存在矛盾。因矛盾而偏废其一的做法，不仅不合逻辑，也有失司法威严，裁判者更不会武断采纳。因此，只要被告人当庭翻供，裁判者首要做的就是甄别。

到底认可有罪笔录，还是翻供陈述？裁判者会耐心听取翻供的理由和辩解，如果理由和辩解不成立，裁判者会毫不犹豫的将被告人“翻供行为”定性为逃避法律打击的“畏罪表现”。

并且，全盘否定审前供述，势必给裁判者发现谎言创造条件。因此，不管被告人在表面上将翻供的事实描述的多么真切，只要与理不通，裁判者的理智不允许其不加甄别的采纳。

2、沉默不语型翻供。

此种翻供类型，在法律上同样不讨巧。目前，我国没有赋予被告人沉默权。被告人可以不认同罪刑，但是，其必须详细供述不认同的原因。即，苛以被告人在刑诉程序的积极义务，若懈怠或放弃辩解机会，在罪名成立情况下，极可能被裁判者以“藐视法庭”作为加重的量刑情节考虑。

现实中经常有些所谓的“智者”，以沉默不语应对周遭批评，以此显示超拔的气质和高尚的涵养。法庭上，这种做法行不通。

法庭鼓励自我表达，并极力维护各方还原事情真相的权利。被告人在此时选择沉默，不仅没有给公诉方带来多大困扰，也不能阻挡裁判者顺理成章的定罪量刑。

因此，若无合理的辩解，一定不要随便翻供。

翻供+辩解→推翻审前笔录→打破证据链条=无罪。

可能出现的合理辩解：

1、刑讯逼供

很多人将司法人员殴打嫌犯的行为等同于刑讯逼供，这是十分错误的。非法证据排除的刑讯逼供，是将打骂行为和供述行为放在一起评价的。

殴打嫌犯，肯定不对，但，不是法庭审理的内容。基于非法殴打，使被讯问者做出违背良心的依法应当排除的言辞证据，才是法庭审理的内容。

被告人当庭供述遭到司法人员殴打，公诉人应当顺着逻辑问下去：殴打是否存在可观伤痕？是否知道殴打的时间、地点、办案人员名字、哪一份笔录、哪个地方为刑讯逼供所做？

一般情况下，被告人难以提供殴打伤痕，因为，若殴打属实，则难以入所。倘若在看守所羁押，公诉人提交入所体检表就可证明被告人说谎。（取保另当别论）

这里存在一个悖论：如果殴打，则无法入所，既然在看守所羁押，那么，排除殴打。（建议遭受刑讯逼供的被告人一定保存物证，如血衣等，关键时候保命）

如果被告人明示因刑讯逼供的虚假陈述，那么公诉人就该部分供述提交同步录音录像，结合以后的笔录，陈述其供述的连续性、稳定性，结合其他证据，陈述正当性和自然性，进而排除非法取证。

只要公诉人能够对被告人所质疑的证据做出合理说明，那么，他的翻供就是徒劳的。

侦查机关有一个不成文的办案习惯：对被告人多次讯问。此做法的目的，内容上，保证供述的连续性；数量上，保证审前供述和当庭翻供的“多比一”效果，进而排除法庭的有效翻供。

2、没有看笔录，或名字非本人所签。

实务中，很多情况下，此类翻供，很像抵赖，有无理取闹之嫌，没有多少技术含量，公诉人几乎不用费劲就可以当庭应付。因为，它不涉及非法证据排除方面，只需要公诉人当庭解释，就可不攻自破。

被告人称“当时没有看笔录，就签了名字”，那么公诉人就可依据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理论，引出被告人在已满十八岁情况下，明知签字所导致的后果，而执意签字，没有充分合理的补充说明，不能说明他不知道笔录的内容。（文盲，可能避开公诉人此类攻击，另当别论）

即便，辩称没看笔录就签字的说法过关，那么，因为被告人已首先设定没看笔录，那么他就不可能指出供述中虚假记载部分，给具体质证带来很大麻烦。

被告人辩称“签字非自己所签”的翻供，公诉人可问询是否知晓笔录内容，为何不签字，为何不事先向检察机关反映，出示同步录音录像，出示审查起诉阶段讯问笔录。再不行，可以通知侦查人员出庭，委托笔迹鉴定等，此类翻供除了浪费审判期限之外，在撼动证据体系方面没有实际意义。

3、诱供、逼供

相对而言，如果说出侦查机关存在诱供、逼供的事实和理由，此类非法证据排除有较大实际意义。

“你家人涉嫌包庇，若你不按笔录记好的说，就把他们都抓进来！”

“如果你能指征某某某，我们给你按轻罪移送！”

“如果你按照我们说的供述，可以给你一些毒品吸吸！”

……

此类属于典型的可能严重妨碍被告人做出虚假陈述的非法取证，如果情况属实，且能够当庭说出有效线索，则公诉方很难在事实面前作出合理解释，法庭很可能对此类证据排除。

当庭翻供的利弊分析：

毕竟，弊大于利，先说当庭翻供的弊端：

1、当即休庭。

只要被告人当庭翻供，否认犯罪，那么，审判长就会以“先前程序不当”为由，将速裁或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。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为什么说这是个弊端呢？一般来说，快审快判是被告人的共同诉求，谁也不愿意在看守所忍受累诉之苦。此时翻供，审判长很可能休庭择日另行开庭，以给予被告人充分的无罪辩护的时间，这意味着，被告人将长时间的羁押于看守所，且本案的宣判将推迟。

2、几乎不可能适用缓刑。

庭上的态度，决定定罪量刑。当庭翻供的案件，经查证后，法院认为有充足证据证明罪名成立的话，当庭翻供将成为从重处罚的情节。

一般而言，若要在法庭上求得缓刑，必须认罪伏法，否则，法庭很难评估被告人社会危害性，除非本案情节轻微，且单处罚金足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。

3、丧失认罪认罚从宽的实惠

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覆盖在2018年刑诉法得以确立，该制度在程序法意义上给予认罪认罚被告人以巨大实惠，最大幅度可达到40%。

若当庭翻供，公诉人可能悄悄放弃对被告人审前认罪认罚从宽的优惠幅度，转而以普通量刑对待。若存在主动投案情节的，则依法不构成自首。

不仅如此，当庭翻供也可能使审判长在情感上增加对被告人的否定，进而在内心深处，对被告人庭上供述的真实性打折扣，重判在所难免。

当庭翻供有利的地方：

1、是一次被告人当面陈述案情的绝佳机会。

庭审是求真的过程，全场可能只有被告人亲临现场，被告人有义务说出案情真相。如果案件另有隐情，那么基于对法律的尊重，对事实的尊重，被告人都应该抛开辩护策略和技巧，大胆的说出案情原委。

事实上，从被告人情愫立场出发，他们对法官的信任度大于侦查员和公诉人，在审判次数有限的情况下，如果存在冤屈，就应该抓住机会，当庭陈述。

2、无罪或罪轻。

事实证明，很多无罪判例，都存在被告人当庭翻供的现象。说明，只要事实允许，只要坚信清白，法律终会厘清是非曲直。

当前，刑事法律不断加大对公权力机关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。在法律允许、或者公权力机关违法的情况下，出罪是必然的，是正义的，也是可能的。

当庭翻供对证据链条冲击的可能性：

这一点，至关重要！单单做到让合议庭采纳翻供供述是不够的，如何使这些庭上的“新”供述，在固有的证据链条中发挥致命作用，才是翻供的目的。

务必使翻供对证据链条存在冲击性。这是判断当庭翻供是否划算的试金石。

如果，侦查机关依据审前笔录，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作案物证，找到直接目击证人并获取证词，从被害人取得与之相印证的陈述，那么，当庭翻供没有任何意义。因为，固有证据链条具有独立于被告人陈述的稳定性。

如果，本案的主观状态尚不明朗，亟需审前笔录加以补充，间接证据无法获取，亟需审前笔录加以证实，所有证据汇集于被告人一身，亟需被告人明示的话，当庭翻供若被采纳，必然给公诉方致命一击。

强奸类犯罪，诈骗类犯罪等不存在目击证人的秘密实行类犯罪，这些案件被告人当庭翻供，给案件定性带来极大不稳定性。

当然，案件侦办人在经验指导下，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往往做足翻供准备。

辩护律师针对被告人当庭翻供应对策略：

是当庭翻供，还是当庭认罪，对错是非的选择，很多被告人寻求于辩护律师。他们想从辩护律师那里知道，案卷材料中到底有多少不利于自身的证据，翻供是否存在可能。

前文提到，我国不存在证据开示制度，依照法律精神，在公开审判中出示证据环节以前，所有证据材料必须严格保密，不得向办案人员以外的人透露。

实践中，大部分律师并不会向当事人泄露所有案情和证据，但是大致的态度，或认罪，或翻供的策略，会给被告人明示，毕竟收了人家的委托费，这种做法似乎无可厚非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律师暗示被告人翻供，应该有合理的策略：被告人和律师默契的配合。

一、与法庭讯问相结合，引出卷宗材料以外的实情。

以起诉书的明显“漏洞”开始，步步为营，从最容易采信的地方入手，使合议庭循序渐进的在内心深处否定证据链条，相信当庭供述。

二、与证据质证相结合，驳斥证据链条。

这是翻供的根本，确立自我证据，否定固有证据。进而达到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的效果。

三、保留一部分辩方证据，为翻供失败找退路。

保留部分关键证据，在洞察合议庭对本案罪名确信无疑的时候，以“新证据”为由，建议恢复庭审，此时，暗示被告人当庭认罪。重拾认罪的实惠。

如何选择，既考验被告人的良知，也考验律师的素养。